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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九年前，我家鄉對外交通閉塞。鄉間沒有公路，也沒有郵政代辦所。寄一封信，要到10華里外的一個小鎮—白兔潭，那裡才有郵政代辦所。而且必須在該鎮上有人代轉信件，否則，信件到了郵政代辦所，還是沒有人將信件交到家人手上。幸鎮上有我舅父住在那裡，由他代轉信件。至於寄錢，那就更困難了，要到縣城裡才有郵局。縣城離我家六十餘華里，而且不通汽車，必須步行。所以我們在外謀生，真是感到千里家書傳遞難了。
我於四九年7月，由貴州服務的任所，將母親和妻兒五人送返原籍後，隻身返廣州去報到，隨航空發動機製造廠搬遷來到臺灣。為時僅一個月，家鄉已全部被共軍佔領，從此便與家鄉斷了音訊。
後來有居住香港的友人代為轉信數次，每次是託便人將信帶到香港交寄。香港友人收到我家人的回信時，再換一個信封寄到臺灣。每通信一次，必歷時數月，可說歷盡艱難和周折了。
後來轉信友人有的已奉准來臺，有的已移居海外。同時，臺灣亦嚴禁與大陸通信。且據傳聞，大陸正展開各種清算鬥爭，凡發現有海外關係的，就要遭受清算。似此誰還敢私自通信呢！
從此家書斷絕，一晃就是30多年了。走筆至此，怎不令人心酸而熱淚盈眶啊！
我自五九年退休後，放棄了終身俸的優渥待遇，領取一次退役金而開始養蜂。六0年為了事業的開展，不得已再婚。六一年長女懷湘出生，六三年次女憶貞出生。我為了減輕家累，當即自行節育，做了結紮手術。幸事業蒸蒸日上，六四年居然購屋置產了。但總惦記著大陸的家人，常想探聽到大陸的近況及家人的消息。因此，從七五年起，我攜同秀枝以商務考察的名義，赴韓、日及東南亞各國觀光，尋找與家人聯繫的路子。
七六年大陸的“四人幫”垮臺。
七六年八月我經過香港時，訪得僑生黃英邦君自臺灣文化大學畢業，他返香港僑居地經營商業。我和秀枝前往拜訪，蒙他允為代轉家信。於是我便在香港寄了兩封信。一給舅父，一給妹妹若玲。地址還是30多年前的地址，是否能夠通達？當然只有聽天由命了！
我回到臺灣幾個月後，居然得到家中的回信。我離家時，最小的兒子僅九個月，他來信稱我為沒有見過面的爸爸，讀之令人酸鼻。因來信過於簡略，僅告知家人平安。但總算和家人取得了聯繫，這是我感到最為快慰的。
七七年9月，我和秀枝旅遊歐洲，經過香港時，曾約同黃英邦君到銀行，匯兌了兩百元人民幣給舅父；又寄兩百元給妹妹若玲，要她轉交給媽媽。這是我來臺後，第一次給家人寄錢。等我倆由歐洲旅遊回臺北時，不久就接到家人的回信，告知錢已收到了。我次子來信，要我給買手錶和藥品，我都設法託人帶美金和信給黃英邦君，求他代為購買寄去。
七八年大陸實行經濟改革開放政策。
七九年黃英邦君以僑胞身份來臺參加國慶節，並帶來舅父的來信，告知母親已於七五年仙逝。我接到信後，悲痛幾絕！真是子欲養而親不在，昊天罔極，怎不叫人椎心泣血！那時外匯管制很嚴，無法申購，僅在黑市購得千餘美金，託黃英邦君回港代為寄給家中，以彌補我未能親臨辦理喪事之罪過。誰知從此即未得家中回信，再三去信問黃英邦君，亦渺無音訊。此次損失金錢尚屬小事，而家音又被斷絕，卻是令人痛心萬分！個中原因，至今仍然不明。
香港代轉家信的管道斷了，不得不另覓通道。八一年，適旅美求學的乾兒子文庭堅返臺省親，乃託他代轉家信。果然接到家中來信，謂根本沒有收到我寄的東西和錢，同時家裡也曾來信數封，也沒有收到我的回信。事實很明顯，香港轉信的通道確實斷了。
但由美國轉信的最大困難，是家人不懂英文。幸文席謀君想出一個辦法，將美國的收信地址用英文打好，寄給家人。家人寄信時，只要把英文地址剪下，貼在信封上交寄即可。且文席謀君也已退休，他夫婦倆常來往於美臺之間，所以在這幾年中，寄信寄錢都很方便。藉此通道，同時與二弟、三弟以及女兒都已聯絡上，可以直接通信了。
直到八四年，文席謀君全家移民美國，才將通訊地址改為在日本的藍明仁先生。藍先生是臺灣人，大學畢業後，攜眷赴日本去求發展。他夫婦都是秀枝在登山會的好友，且日本對漢字通用，故通信較美國轉遞要便利得多。
八八年4月18日，當局公布“通訊不通郵”的原則。將寄到大陸的航信不貼郵票，但須付郵票10元裝在信封內，寄給紅十字會信箱。紅十字會收到後，統寄香港，再貼郵票寄往大陸。寄信人僅在信封上寫“香港內詳”，不得寫臺灣的通訊處，故無法投遞的信，則無法退回。這一缺點也成為臺灣新聞評論的話題。此法實施後，倒也省卻託人在另地收轉的麻煩。
八九年經雙方商定，台灣開放直接投郵，不再經紅十字會代轉，各自貼郵票交寄的方法，信件一周內可到達，當然較以前快捷多了。但直至現在，台灣仍不受理大陸寄出的郵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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